代 理 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，代理人就该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
“做出来”的借条案，通过比靠日期“拟制”借条，到底该不该被法庭采信？曹**在《离婚诉讼笔录》中的陈述，对本案是有力反驳，足以揭穿事实，法庭应给予足够重视。

一、张**首付出资四万多，与工资合计，即五万多

上诉人张**在即将交付购房首付的前一两个月，将4万多元分两次提取，并交给曹**，一次是一万多元，一次是3万元；这些钱多数都是张**的婚前储蓄。另外，张**还将每月工资收入2000多，几个月合计约一万元，也交给曹**，准备买房。

而曹**在支付首付前，也将自己储蓄取出（应该有银行凭证），与张**的收入，一起做成银行单据（曹**作为单据经办人，他也“记不清楚”哪家银行，见二审庭审笔录第5页。法庭从开发商处应该可以调取）。然后，双方共同去交付这笔首付款。

在一审、二审，张**都已向法庭如实陈述当时自己出资的事实。

二、张**买房及支付首付，处处留名，证据处处显示

张**和曹**都是再婚。再婚家庭，在小心维持感情的同时，也会有试探、磨合，信任的构建也有过程。这些在初婚里不存在，但在绝大多数再婚家庭里都存在，并且多数再婚家庭破裂，是因为财产上的不信任逐渐导致。

也正是因为再婚，张**在出资时，要求与曹**共同签订《购房合同》、共同出资支付《首付款》、共同在《首付款单据》上签字、共同出资交付《地下室》款，共同在该《地下室收款单据》上签字。

可以说，张**在出资的同时，处处要求留名，处处都郑重地签署自己的名字（张**）。这对于缺乏法律知识、毫无诉讼经验的普通人来说，她会认为，这些才是证据！这些已经足够保障自己多年来的积蓄！难听点讲，在她意识中，哪怕再离婚，这些资料也会替她说话！所以她也就完全“放心”了，此后8年的长期夫妻生活中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她不可能会再有其他所谓的“证据意识”。

代理人认为，有了上述证据，上诉人张**，一个普通女性，已经充分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，让她在再婚初期履行上述“保障措施”后，再要求她去保留出资凭证或记住金融机构，完全是苛求。

“日常生活经验法则”的要求，就是考量我们身边的这些普通人。

三、张**出资，时隔8年后，到底有无自证的义务

8年长期婚姻生活后，再自证当初出资的银行依据，代理人认为，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提交，因为婚姻是经济共同体——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无法提供婚姻内的出资细节，这甚至是诉讼中的权利！代理人认为，这既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，更是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。

我作为张**的代理人，扪心自问，也曾想过这个问题，我想如果让我想起8年前给身边配偶、父母、兄弟姐妹的哪一笔钱是从哪儿出的，我根本没有丝毫印象，由于不存在事后追索，我不会形成“记忆固着”，8年后，面对大街小巷各银行网点，我记忆中当然是一片空白，如果面对法庭，我想我甚至会说，“我有权忘掉”！更何况，张**既要工作，又要亲手把孩子从那时起，拉扯到8岁，她是一个忙碌的母亲。

8年至今，张**应该“懂了很多”，但如果她离婚后，接下来再婚、再出资，再经过8年忙碌，再把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8岁的话，可能她仍不记得今天出资的细节。

所谓“日常生活经验法则”，就是考量我们身边的这些普通人。

四、曹**的如实陈述，与上诉人张**“相互印证”

曹**是离婚诉讼原告，是有准备的。调取离婚诉讼（(2010)玄民一初字第33号）的资料即显示，男方穷尽手段，包括冻结女方银行存款、申请法院调取女方其他财产、调取岳父公司的股东情况、多次实地考察岳父办公楼产权（物业公司有摄像头），曹**为了离婚多分财产，施展了很多手段。

离婚诉讼初期，由于曹**还没有打算起诉“借条案”，因而在有无借款这方面，陈述还是比较客观的：

①“……，但是12万元的款全部是原告本人婚前的积蓄……”。

见离婚诉讼《开庭笔录》第3页

②“……，原告用婚前财产支付了14万元……”

见离婚诉讼《开庭笔录》第3页

③“……，在2002年9月1日又用婚前财产支付了房产113334元……”。

见离婚诉讼《开庭笔录》第4页

曹**的表述非常明确，那就是，他认为，这笔购房首付是婚前的，而不是筹借的，没有向任何第三方筹借过款项。

上述陈述，是曹**第一次关于首付款来源的陈述，它完全揭穿本案“借款”的谎言，坦陈根本没有所谓“真实资金往来”这一事实。

从证据规则看，曹**对该事实的初次陈述，也是完全可以采信的。

至于曹**说代理人帮他阐述时忽略了这块，就是把共同债务忽略了，这明显是在“圆谎”，曹**当时是在场，不是不在场，更何况，房子是主要的离婚财产，首付款来源也是离婚诉讼关键，既然“首付款113334元”是曹**告诉代理人，然后代理人才能在庭上准确报出的，那么首付款来源不也是曹**告诉他的吗？

总之，曹**一开始对“没有借款”事实，是如实陈述的。至于他否定张**的婚前财产出资，将功劳记在他一人名下，则与事实不符。

五、《离婚协议书》丝毫没有提及所谓“债务”

究竟有谁提到过这笔“债务”？有谁对这笔“债务”知情？

该书证反映事实1：“因男方多次要钱发生口角甚至打架”

这说明女方的婚姻地位，不是强势方，而是弱势方，不是坐享其成，而是样样都要自己买单，不但要掏钱养家，甚至在男方逼迫下，还要掏钱供男方吃喝花销。

该书证反映事实2：“男女双方共同支付购买的房屋”

从语义学角度解释，《离婚协议书》里的这种表达，不管是从普通书写者的口吻看，还是从阅读者的第一反应看，都应该认为是购房时支付的部分，也就是首付款部分。

该书证反映事实3：书证是在被曹**实施家庭暴力后写的

首先，它是打架，严格地说是被打之后写的，张**当时确实没有报警，但从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情绪（看看一个大专生写字的行距、看看错别字“辙”、“403”室）就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！张**就连自己住几室几号都能写错——这是书写背景。这个书写背景决定了书写的主观情绪。

就此很好理解女方为何会将首付款写成四万的整数。被打后，女方有头脑再去细写当时出资的具体数额？恐怕也不是一时能够算得出来的。另外，法庭应该可以预见，如果往多里写，是否还会招致男方殴打？

该书证反映事实4：女方对财产“无所谓”，一半产权悉数放弃

法庭应该注意到，女方当时激愤，连分割房屋产权一半权利都放弃了，本来房子也好，产权证也好，都在自己名下，但女方根本不求分割——这种情绪，与首付款只写出资整数的原因，是一样的。

一审法院不考虑女方书写时的状态，对女方当时的状态和遭遇非但不同情，相反，还反其意而用之，将“4万元”理解成公积金，强拉硬扯，毫无道理。

另外，婚后男女双方还有其他共同还贷，女方提了吗？也没有提！女方父母平时支持的钱，女方有没有提呢？也没有！

事实5：最关键的，就是《离婚协议书》只字没提“债务”

如果真有债务，且确实用来购买两人名下房产，男方为何在离婚诉讼里不提？女方为何在《离婚协议书》里不提？女方连房子都不要了，有债务会不提、会不敢提吗？

我们认为，根据《离婚协议书》反映的情况，男方在当时吵架的前后、当时多次要钱的前后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，有债务的话，夫妻二人那个时候绝对会提，这个话题一定会有。

再说，根据女方当时所处的处境和放弃房屋产权的情绪，有债务的话，也会毫不犹豫提笔添上“债务如何处理”这一笔。显然，不管吵架时也好、写《离婚协议书》也好、离婚诉讼时也好，但凡提出债务会对男方有利的场合，男方、女方均三缄其口，只字不提！

无论如何，这都只能说明，没有这笔债务！

六、一审法院“证据相互印证”的说法，站不住脚

判决书第4页称，“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陈述，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曹**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，并有相关证据支撑”。

我们认为，就曹**和父母间亲子关系看，再就上诉人夫妻正在诉讼离婚看，所谓“两个陈述可相互印证”，是完全没有道理的，曹**只是程序被告！从一审庭审过程看，曹**的观点从未得到曹**父母方的反驳，其父母的观点也从未得到曹**的反驳，天底下哪来这样的原、被告关系？

说白了，曹**就是巧立名目，通过虚假诉讼，联手向上诉人骗钱，至于曹**的父母内心是否乐意这样干，不得而知。

至于所谓“证据支撑”，是否仅指这张在形成时间上有多种版本、名誉扫地的“借条”呢！如此“蹩脚”借条，何来“支撑”力度？

很显然，曹**离婚诉讼时，显然没有准备好，说了真话——没有借款。后来虽然起诉借条案，但在借条形成时间等关键问题上，由于没有“详细商量”，其代理人对于虚假借条案，也没有“相关代理经验”，才会形成那种支支吾吾、言辞闪烁、说法不一的局面，至今还是无法向法庭作如实交代。

虚假诉讼都是联手打官司，原、被告串通好之后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当然可以“相互印证”！但本案涉及到另一主体张**，因而“印证”一说，明显属于错误。

七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无力购房，属于对案情认识不清

首先，要纠正一审“无力购房”的错误认识，法庭应该查明的，是当时双方是否有能力支付“首付”。购房和首付是两个概念，首付只是房款的一部分。

根据二审法庭查明的事实看，该夫妻是完全有能力支付首付的：

第一、曹**一审2庭第6页声称，“（婚前）自己手上有几万块钱”（赵英华陪审员引用）。

其次，曹**向法庭隐瞒股票收入，曹**自婚前就开始炒股，从熊猫集团的职工内部股开始，那时集团人均持股2733股，内部规定是1元认购价，在2000年就是34块多，这笔钱，我们强烈要求法院开调查令授权代理人去调查，查询也很方便，官方网站上还有相关联系电话。曹**对婚前炒股讳莫如深，在《离婚诉讼笔录》第5页也只一句，“我好多年已经没有炒股了”。

炒股的人手里没有几万块钱？

再者，法院责令双方提交第一次婚姻资料，也无非想查明双方婚前的财产情况，这个熊猫股份的调查，与首婚资料的调查，在精神上完全一致，我认为不属于“与本案无关”。代理人特别想去调查该熊猫股权情况。

第二，购房时，曹**已34岁，张也30岁，都已参加工作十余年，工作十余年的人谁手里没几万块钱？两个几万块钱合在一起，就是十来万，甚至十几万。

第三，自90年代始，收入来源早已多渠道化，将近一半的工厂职工都有搞第二职业经历。所以说，两个三十多岁的人，都工作十多年，说手头几万块钱都没有，没有一点说服力。何况张**的父亲是开公司的，张**平时根本不缺钱，第一次婚姻不管怎样，第二次结婚前后，她自己的积蓄都很可观。

至于曹**在一审时说，“张曾经说，我离过婚，所以没有钱”，这种说法推论起来也明显存谬，既然曹**离过婚，手头也有几万块钱，难道同样情况，张就不能有几万块钱？况且张**父母的经济条件比曹**父母的经济条件要好得多！

八、一审法院认定曹**“工资1000多元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

结合《离婚诉讼笔录》与曹**的公积金资料，可以得知，曹**早在结婚前，每月基本工资就已经是2000多元，这还不算加班工资和津贴和奖金。曹**说“伟创力工资是2000”，其实这还是保守的，谁都不会在离婚诉讼时将真实收入情况“和盘托出”。

而工资水平，始终是一审认定“无力购房”的基本立足点，一审是在“认定曹**月入1000元”的前提下判决的！经过二审，现在这个立足点根本不存在，——再结合曹**陈述的“首付是婚前个人积蓄”，再结合“好多年不炒股”的陈述，整个案件事实已经浮出水面。

九、曹**父母方漏洞百出，“证据”与陈述均失去采信价值

如果说曹**父母无法提供“真实资金往来”，与之联手的曹**居然也无法提供“真实资金往来”，这种情况下，反倒要张**提供相关证据进行驳斥，一审分配举证责任，可谓严格。

曹**的父母无法提供“真实资金往来”，但应该知道这个是“关键证据”，其代理人也应该清楚其“重要性”，但经过一审1、2庭及二审谈话后，二审开庭其代理人仍需法庭发问“从谁名下提取的”，而该代理人仍很“雷人”，仍是“没问当事人”，法庭接着发问“国库券是否记名”，代理人也仍回答“我不太清楚”，仍需法庭责令“请代理人庭后问一下当事人，当时是哪个银行提取的钱，以及卖国库券的证据”！

如果说经过一审两次开庭，双方围绕焦点还是争执不下，那么经过二审谈话后，对方总该像上次“借条形成时间”那样，该再次“统一口径”了吧？但很遗憾，在“真实资金往来”这个最最关键的问题上，曹**父母及其代理人除了处处“不清楚”，处处“推定”之外，丝毫不让案情有任何“进展”，就连“国库券”是否记名这个一审时已经提及的“关键证据”，代理人也仍然回答“我不清楚”。

为什么不清楚？因为曹**父母根本没有出资。“不清楚”，才可以“含而糊之”，假借条才有可能对伪造者有利。

既没有“真实资金往来”的“客观证据”；也没有定性的 “口头陈述”，只能多次以“不清楚”来蒙混——结合借条“形成时间”的8种说法，结合曹**“首付是婚前个人积蓄”的陈述，结合张**出资时处处联名、无一处遗漏的严格做法，在虚假诉讼成风的情况下，对该假借条案，贵庭有严格查实的必要。

总之，一纸借条，随手可写，写了之后，可用可弃，进退裕如。只要想在再婚里圈钱，它就有出现的可能。只是，假话必有漏洞，结合上诉人的充分证据，结合曹**在不同场合的陈述，可以戳穿。

       代理人：

       年   月   日

宋联民律师   办案文件《代理词》